东北工业文明视野中的新人形塑以新东北作家群(2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:在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书写中,东北的工人具有继续钻研和学习的能力与精神。《盘锦豹子》中孙旭亭所在的印刷厂,“进口”了一台机器,他和工友们“在“新东北作家群”的书写中,东北的工人具有继续钻研和学习的能力与精神。《盘锦豹子》中孙旭亭所在的印刷厂,“进口”了一台机器,他和工友们“几乎每天住在厂里,四五个人废寝忘食地钻研,一起琢磨该如何组装这台庞然大物……后来又自费去了趟北京,住在地下室里,每天去北京印刷学院请教机电工程教授。”[3]14这里所展现和强调的,已经不只是这些工人的主人翁意识,而是面对未知的领域,这个群体积极的探索和求知精神。在此视域中,从“工人”到“教授”的联结,甚至是“东北”与“北京”的联结,是由知识、文化和共同创造的愿望实现的。《空中道路》的李承杰看“武侠”、看“历史”,看“《日瓦戈医生》”[3]122,设计“空中道路”;《飞行家》里的二姑夫制造降落伞;《走出格勒》中的父亲“晚上喜欢读武侠小说,还参加过厂里的征文比赛。”[4]这些动作,是学习、是发展自我、是创造新生活,是一代工人阶级通过科学、文化来展开对未来生活的想象。同时,他们又把这种精神自觉传递给“子一代”,即便是“无赖”般的人物,也有为了下一代读书而愤然自戕的行动,更不必说“新东北作家群”作品中那频繁出现的东拼西凑的9000元学费。因此,“父一代”与“子一代”在彼此的代际牵连中共同构成了东北文明的历史。
三、“新人”的同理共情
下岗的东北工人社会身份发生转换,其阶级身份所具有的彼此之间的共鸣,随之迁移至日常生活中,投射至道德情感层面。也就是说,工人下岗之后的相互关怀,不只来源于我们曾经同属一个集体的阶级情感,还来自这个离散的群体在广阔社会生活中的情感映射,这种惺惺相惜、彼此扶助,是人类共同命运视域下的情感伦理。“新人”能够反映出“社会生活的变化”和“崇高的道德观念”[5],在“社会生活变化”中的东北工人群体,其中包含的是深切的悲悯感、道德感、崇高感,表现为同理与共情,这些质素也是“新人”为当代东北文化与文明延续的内在动力。
《逍遥游》中,“我”身患重病,父亲的老同学在路上偶遇父女二人,“掏出一张五十的,非要塞给许福明”[6]93,这个“条件一般”“给人打更”的老同学,直接又真诚地表达他的心意,还要“大家回头一起想想办法,帮助帮助你”[6]93。自身也处在困境中的个体,仍然要试图去帮助和拯救他人,这是人类情感中令人震颤的部分、最可宝贵的部分。《肃杀》中肖树彬用五十元钱“骗”走“我”父亲的摩托车,“我”和父亲许久之后“再次见到了肖树彬”,“他的面目复杂,衣着单薄,叼着烟的嘴不住地哆嗦着,而我爸的那辆摩托车停在一旁”,“我相信我和我爸都看见了这一幕,但谁都没有说话,也没有回望。”[3]69事实上,“我”和父亲的沉默以对,这种并不外现的、隐藏于父子二人内心世界的同情、悲悯或者惺惺相惜,是“父一代”与“子一代”的道德传承,是来自精神和灵魂的良善。或者,我们把这些困境中仍存有的关怀视为一面旗帜,它召唤的是一个由无数“父亲”和“我”构成的群体,这个群体在彼此共情和呼应中产生强大的力量,奔向前方。正如《肃杀》所书,“所有的沈阳人都是兄弟姐妹,肩并肩手拉手站在你的身旁。”[3]70一群陌生人唱起同一首歌,其中包含的已不仅是对于一个球队胜利的向往,他们唱出的更是具有共同文明背景、生活经验的无数个体彼此扶助、共向未来的信念。这些书写意味着对于沈阳,甚至对于东北而言,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共同的情感联系,它既是基于社会的、伦理的,更是基于人情的、人性的。在这个意义上,东北的文明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的,那些在阶级意义上自我消化、自我承担的个体,又以一种内在联系的方式统合在一起,构成了东北文明的另一重根基。
王德威说,“置之死地而后生,他们带来奇妙的启悟契机。走出无物之阵,他们是‘报信者’。”[7]或许,对于东北而言,“新东北作家群”所书写的20世纪90年代的“父一代”是一种再生的“信号”,这些下岗的工人形象中所包含的历史承担、精神自觉和同理共情能力,是共和国“新人”所应具备的意涵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些工人群体便是东北工业和东北文明的复兴的“报信者”。
[1]张旭东.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.
[2]高丹.专访|班宇《逍遥游》:一代人遥望另一代人可以感同身受[OL].(2020-05-28)[2020-11-14].
文章来源:《东北农业大学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dbnydx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323/62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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